舒群的指摘 —— 再看《红色系列》

靳卫红

一. 祛魅（Disenchantment）

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革命的遗产追溯到古罗马，她认为在以政治协商作为社会基础的古希腊之后，古罗马是革命的始作俑者。然而，革命的亲兄弟是暴力，无论因为一己私利或人类的迷人前程，革命从来都不是甜蜜的。革命是推倒，是反序。不管对革命抱以什么态度，其实无法用一种态度对待目的不同方式不同的革命，阿伦特承认革命制造新的开端。  

中国的最后一次革命是红色革命，红色革命缔造了红色的新中国，红色革命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国社会系统前所未有地被颠覆。舒群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新人。

2002年起，舒群画了一系列肖像，经由这些作品，舒群可以被称为历史的研究者。这些肖像均来自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这些画，原来的品类叫宣传画。对于从那个时代来的人，只消一眼，回忆便翩然而至。身份为工人、农民和人民的子弟兵，简称工农兵的形象，曾经张贴在目所能及的各处，取代了传统家庭的财神、佛像的位置。这些图像甚至也是美术家们的主要营生，事实上，除此内容之外亦无他耳。健康、美丽、幸福，带着笑容，嘴角一律同角度上翘，洁白的牙齿展露出来。画法上相当提炼，这些宣传画很多是受过苏联绘画影响的专业画家们画的，概括力强，几笔大块面铺就，便不俗地画好了，唯一的问题是千篇一律。健康、美丽、幸福是被规定的人民的样子。

舒群在30年后重新发掘这些图像，完全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一个座标，它与世界形成参照关系。曾经要去解放全人类的壮志豪情找不到安放之处。舒群思考着红色时代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影响，同时，似乎想要通过这个入口为自身寻求到一个有意义的存在依据。红色革命与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系统，对我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那里，脸庞丰润笑意盈盈，嘴角一致的开合度，意味着满意的程度也基本相同，这笑容宣誓了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及它的成果。

舒群重温这些面孔的时候，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2019年，在王广义上海“巽汇”的展览研讨会上，我与舒群相见，听他说他怀念自己的时代——田园牧歌式的。我当时就惊讶了。那个为人不齿的时代，竟以如此不同的样子活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宣传画里的笑脸，对舒群而言是混杂的暧昧。我不禁翻阅了一下自己的童年，有没有田园牧歌？一个被认为是黑暗的时代，人性受到摧残的时代，被耽误的时代，究竟有没有田园牧歌？唱着革命歌曲，扛着红缨枪，走着四方步，小心脏也兴奋得怦怦的，激动得很。涌出的甜蜜十分隐秘，十分真实。这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沉吟着。饰魅的。在迷障里。哦，迷障里的田园牧歌。舒群的这一系列的红色是从那里起跳，正欲掀起这道迷障，而起跳的弹簧是他的理性立场。

舒群自述道：“红色系列和西方思潮有些不谋而合的部分，我以往一直比较喜欢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以及齐泽克（Slavoj Žižek）这些‘白左’思想家的观点和主张。最初，在2002年，我画‘工农兵’的动机应该和我的‘白左’倾向有关。我对‘革命’是悲观了，我现在的立场更接近自由主义，或者像薇依（Simone Weil）那样自由的基督徒类型。”薇依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奉行与工人阶级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方式，战斗在无产阶级阵营的第一线，但最后她失望，直至绝望。“薇依说以为革命能带来平等，那是‘迷魂汤’。”

这反思与田园牧歌构成了张力。舒群的行为，恰似一个面对战场的战士，一边打扫战场一边思考战场的意义。舒群所说的田园牧歌时代实际上是特别凄惨的现实，文革当中不上学大概是田园牧歌的主要内容。孩子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射了颜色，象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通片一直都在闪耀的金色。童年本身是田园牧歌，无论在什么时代。

幸福扩大了。乌托邦自有其独特魅力，含混的亢奋，血贲的激情，这些增加了所指的含义。荒诞扩大了。舒群面前这些图像只有一张面孔——样式面孔，它们的目的是安装幸福与微笑。舒群敏感地闻见时代的气味，对这些面孔不仅做意识分析，也在方法上进行归纳和整理。他重新排序这些笑容，经他之手，我们即刻理解到，这一张面孔所携带的信息堪比千张面孔，赋予记忆的意义更深刻。所以，我理解舒群的红色系列不是为了唤醒记忆，而是提醒、粉粹和埋葬。

舒群不再是红色，他是红色的研究者。前面几十年的世界曾经陷入于“革命”的愚人节式的狂欢当中，革命让大众短暂获得“欣快感”和满足，但这是饮鸩止渴。在全球化崩裂的当下再一次翻看十数年前舒群的红色系列，另一层含义如约而至：这一致的面孔并未消失。

荒谬吗？历经磨难，中国积累了一大堆问题，然而还没有机会好好地面对和梳理，最后象痈疽，终要流脓出血，但脓疮会是谁来捅破？

舒群与历史这样对话，他指摘，他是祛魅者。祛魅是眼前最重要的工作。祛魅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目的。

二. 现场

舒群生于20世纪50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这一代人是近百年来中国大地上收获最多的人。他们经历过自我解放，也经历了资本侵入下变异的中国，理想尚未熄灭，现实的骨感很强。舒群把他最大的热情付诸于人文和历史的清理，这个热情并非凌空高悬，而是被他一一地落下安置在艺术当中。他对理性高举，长期沉浸式于思考。他的思想变化是对中国现场的关注和思考，这是舒群艺术的基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完全依赖了对近100年以来的国际艺术的参照。在早期的创作当中，舒群明显地受到了意大利画家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基里科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艺术家。大概是1979年或者1980年，舒群在父亲的朋友家里看到一本基里科个人画集，当即就迷上了。我推算了下，这可能算得上中国最早接触基里科的人。基里科的绘画里展现的因素与舒群某一部分的内在风景相似，我理解他不可能抵抗基里科。莫名的不安，阻断的逻辑性，是基里科发现的人类精神的大风景，如影随形的幽灵，它对在精神病医生家庭成长的舒群起反应。

舒群在早期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曾奋力博击，他利用的思想武器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是理性主义及理性的批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意欲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并发表态度。《绝对原则》（80年代）、《同一性语态》（90年代）、《象征的秩序》（21世纪）是他在时代变迁时引发的作品，人称“理性绘画”。比对舒群早期的作品，红色系列更能深击我心，祛魅的力量来自于哲学性思索和对真实的追踪。作为尼采的信徒，受启蒙思想浸染，对人的自由这一选项作了自己的回答。首先他瓦解了自己的田园牧歌，再对这段历史进行指摘。他将肖像锁进红色当中，让红色这个视觉符号更大更强更引人注目。时代变迁，这是吾辈遇到的大时代，英雄狂想曲日日激荡。舒群充满激情地以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超人激情引领下彻底改变中国文化的面貌、结构以及社会地质学。他有裸露式的天真和坦白。然而，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力量，它的传统是依附。但历史学家要摆脱依附的命运。中国近世以来的各种革命和运动使得这个社会缺失太多的东西，必然会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在向国际开放后付出惨重代价，而这一出出一遭遭文明戏的剧情，正在不出意料地轮番上演。

一个现象尚未与舒群进行讨论，当下，这边朝左那边朝右是否为全球化压力之下的抵抗式？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言：“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这看法不仅适用于对思潮的描述，亦为描述所有事物的存在形式。

开放了几十年，中国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维护着红色的样子，以打左灯向右的灵巧思维，赶上全球化的列车，一口气跑到了有水草有牛羊的地方。人们额首称庆自己不像上一代那样，活在荒诞虚无的乌托邦中，多少攥住了些实在的东西，我们幸福地站在世界剧场中，也参演很多。然而，2020年，以新冠病毒（Covid19）流行肇始，彻底暴露出各种人群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难以控制的尴尬处境，把本来已遭受创伤的全球化更推向不可复愈的深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清理，实际上是砸碎了旧东西，又没能建立起新东西，这中间的空白导致任何意识思想都可以来霸凌一通，中国现代性的样态是混杂百变，莫衷一是。价值系统倒塌，整个社会拜崇的是金钱和实利，有权力欺压没权力，没权力巴结有权力，古代社会里的个人操守变成了荒唐不可理喻的纸上传说。

他在场，他反应。舒群带来的是对曾经历史的重书，也是一个沉痛的警示。他在历史现场挖掘到的是虚假伪装和被塞进同一个形状的意识。一个个笑脸，一个个面具伪装出来的幸福无比，背后却是听不见的哀鸣之声。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为他的思想发言，他要制造一个放大器，来，再做一次，与他们一起，但揣着不同的心灵，喊出后面的声音。

艺术并非思想的插图，否则它本身不会带着力量。20世纪80年起，中国艺术产生一个重要转向，艺术内容从前是针对外部的，比如人民、国家，很泛化很大化。突然，借助西方艺术人文成果，我们发现了自己内部，很存在感的，很微化的。中国的艺术里本来是最长于此道，比如文人画，但我们已经亲手毁了它。中国现代艺术起步晚，它能这么快地激起国际反应，得益于自身没有框架限制的自由，文革后中国在文化上接近一片废墟，做什么都是成立的。拿来主义是实践田里的主要手段。国际艺术的发展在20世纪发生很多变化，70年代后，观念艺术盛行，占去了大半壁江山，绘画死了，不见新的热情，也没有新的营养。但观念艺术很快也在死去，并且以比绘画快得多的速度死去。各种大型展览摆出来的巨型装置、VIDEO，越来越多的重复、无聊和空洞的观念。从而图像有了再一次机会。近20年来，比如，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是一束点燃的火炬，它展示出图像与历史的新关系，作为人类最有经验的一个项目，绘画仍是非常有力量的表达方式。舒群的红色系列同样也具备这样的力量。

舒群曾深入社会，从一个本本主义者逃离，历经挫折，但他并未因此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他在挫折之后仍留下了热诚，留下了一种对普遍爱的渴望，对地球、生命、大地、群山乃至荒原的爱，没有这些，人将是挥霍生命的沉沦之徒，浪费、沉沦、腐败、霉烂，只能带着漆黑的灵魂滚进地狱，他认为要到达彼岸，必要重建价值。中国人至少要花五百年时间在哲学、诗歌、音乐、圣歌的洗礼中脱胎换骨，成长为“上帝的选民”。可惜，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中国，人们只懂争朝夕。坦白与天真是舒群的品质，这相当稀有，这是他问我愿不愿意写些东西时我当即就应下的原因。

前不久，木心又成为话题引起了一些讨论，有机会读了学者王瑞芸一篇旧文《也谈木心》，我得出这样的印象：木心先生作为从旧时代——一个只带着他自己——来的人，在另一个时代被确认为文化哺乳者。奶水充分不充分，木心有没有价值是另一个问题，我不觉得几句话可以说清这个问题，这里揭示的是文化断根后的荒诞。我借王瑞芸的思维看到了另外一个现实。历史是由荒诞堆积的吗？荒诞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吗？是的，对荒诞的世界保持幽默感和承受力，是看舒群作品时应该得到的启示与忠告。

我这样看舒群，他既是一个红色血缘的承受人，同时，也是打扫战场的战士。在告别，也在挽留，刮骨疗伤亦伤痕累累。红色系列是他体味并测评自己的精神流向的浮标。

谈谈我们容易犯的错误。谈论别人的时候难免是快捷简单而粗疏的，因为我们想把看法变成语言和概念。而面对自己，则是缓慢多变的，并且，由于内部太琐碎复杂，毫无秩序，所以，常常是失语的。因此，我想做这样的声明：无论我谈了关于舒群的什么，都是一些相较于舒群本人而言过于简单和私语式的评论，或是南辕北辙无关乎舒群本人，对此舒群没有责任，我亦申请免责。